文/戴秀雄

釋字第440號的特別犧牲要件

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接續釋字第400號解釋，將特別犧牲觀念做了最重要的釐清。在釋字第440號解釋中，關於特別犧牲備用很簡短的方式說明：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設有明文。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，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，國家應予合理補償。」準此，特別犧牲的核心要件應該被解析為：(一)限制私財產權支配自由的措施是合法公權力行為，(二)對私財產權所造成限制之強度超出社會責任所須忍受的範圍，(三)這邊所提及的私財產權限制並非普遍性的，而是個人(案)性的。

從這裡來看，從釋字第400號將特別犧牲觀念運用在釋憲案件上以來，實際上是在釋字第440號才將特別犧牲的抽象性構成要件講清楚。況且，在當時曾經被認為基於這兩號解釋，在我國得以用來向國家請求補償的請求權基礎，將特別犧牲與徵收並列，而等於將於特別犧牲當成徵收以外的獨立補償請求權基礎。有關這點，其實也引起了是否在特別犧牲案件，應該是用補償法定原則的法學爭議。

待釐清的觀念

但這種將特別犧牲獨立於徵收看待的情形，在後續的釋字第579號解釋得到了進一步釐清。依據釋字第579號主文，開宗明義地提及：「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，憲法第十五條定有明文。國家因公用或其他公益目的之必要，得依法徵收人民之財產，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人而言，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，國家應給予合理之補償，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。」，其實已經明確地指出徵收只是特別犧牲的一種類型，故二者間並非法理上兩種不同事物，也皆直接由私財產權遭受超逾社會責任範圍限制所導出，實並非兩種各自獨立、不同的補償請求權基礎。

而若這裡回顧釋字第400號與釋字第440號解釋意旨，可以清楚看出來，判斷特別犧牲狀態是否存在，是以系爭標的(一)到底是否合法受到限制，(二)若有受到合法限制，則這些限制在強度上是否可以認定為超逾社會責任的範圍，此二要件是否滿足為準。而這兩個要件與其形成的原因，其實並無真正的限制；例如常見的徵收、徵用、習慣或事實行為，甚至也可以透過私法契約方式使系爭標的負擔公法上的負擔(限制)。換句話說，釋字第400號所提及的要件其實只是認定既成道路所需者，卻與公用地役之成立要件無關，而這卻是目前在司法實務上常被混為一談者。

另須注意者，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針對政府未經徵收即行開闢之公共設施，透過解釋賦予系爭標的所有權人有區分地上權徵收請求權^[1]。這在前述脈絡下，也呈現令人疑慮之處。

蓋於釋字第747號解釋情形下，邏輯上其實已經肯定政府侵犯系爭標的所有權人之財產權，但既然政府對於該侵犯財產權行為之發生，從來未踐行合法行政行為以使該侵害行為合法化，則照說釋字第747號解釋所涉及的情形，因為欠缺公權力行為的合法性，原本不屬特別犧牲的範疇。故該號解釋縱使藉由特別犧牲法理，導出標的所有權人對國家的區分地上權徵收請求權，在法理與邏輯上卻也不無缺失，法理上應有進一步檢討的空間。